扭转四大劣势 中央红军成功强渡大渡河
杨 洪
1935年5月25日,中央红军在安顺场成功强渡大渡河,在敌人认为不可逾越的天险大渡河上打开了一道缺口,为中央红军北上创造了有利条件,为一、四方面军会师奠定了坚实基础。战前,中央红军面临战局、天气、地形、舆论四大劣势。中央红军审时度势、科学指挥,逐一扭转劣势,取得成功。
一、战局劣势:三万对阵十万
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,国民党就把大渡河作为阻截红军的天然屏障,力图将红军根本消灭于大渡河以南、雅砻江以东地区。蒋介石飞抵昆明,亲自部署大渡河会战,曾两次乘飞机到前线上空,投下“手令”,指示机宜。
国民党在大渡河会战策动的总兵力计十余万人,令刘湘以第二十军全力及第二十一军之一部归杨森指挥,火速至大渡河北岸防堵;令刘文辉将第二十四军大渡河以南约6个旅部队统归刘元璋率领受薛岳指挥,堵截红军北上,掩护薛岳主力北进;第二十四军主力布防大渡河北岸严密封锁,指定杨森、刘文辉到汉源指挥。对于大渡河一线,第二十四军第五旅杨学端部主力在大渡河挖角坝至大冲段布防,旅部位于安顺场下游25公里处的八牌。安顺场对岸的桃子湾渡口有一营守军,营长韩槐阶。桃子湾离最近的两个团部,分别只有1小时和3小时的步行距离,离旅部也只有4小时距离。
中央红军当时约3万兵力,且呈长蛇状的行军队形与敌军防线垂直,最先与国民党军防线接触并投入战斗的仅一两千人。双方兵力极为悬殊。敌众我寡,只能拼速度,抢在国民党援军到达前渡过大渡河。
行军速度必须快。5月24日,第一先遣队急行军70公里,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夜袭安顺场,仅用20多分钟便占领安顺场并夺得唯一的翘首木船。夺取对岸阵地必须快。渡河奋勇队在我军炮火支援下不足1小时就取得成功,占领对岸滩头阵地。强渡成功的当天上午,过河部队迅速向上下游推进,阻止敌军增援。
二、天气劣势:降雨引发洪水
大渡河穿行于横断山脉崇山峻岭之间,水流极为湍急。石棉段仅79公里,天然落差达210米,河水流速每秒3-5米,如遇涨水,流速明显增加。水文资料显示,1954至1958年大渡河石棉段年度最大流水量与最小流水量的比值分别是:13.3、14.9、9.33、13.6和16.6。1955年至2010年,年内最高水位比最低水位相差超过5米。5月下旬,大渡河初进汛期,加之连日降雨,水位明显上涨。时任先遣队政委的聂荣臻回忆,“大渡河宽约百米,深约十米以上,流速达每秒四米左右,很远就可以听到激流的咆哮声。这是长征中我们遇到的水流最湍急的河流,两个人在河边讲话,如果不大声一点,对方会听不到。”在这样的河水中行船,难度陡然增加。
红军渡湘江、乌江和赤水,都依靠船只和木板搭建的浮桥,在渡大渡河之前,也作了搭建浮桥的准备。但据时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萧华回忆:“我们将几十根铁丝拧结为一股,费了九牛二虎之力,浮桥刚搭好一半,就被湍急的洪流冲垮了。反复数次,皆因水急浪猛、流速太快未能成功。”水流湍急,架桥无望。红军要在安顺场渡过大渡河,泅渡不行,竹筏木筏也不行,船渡成为唯一的选择。
安顺场一带处于大渡河中游,上下游约100公里范围内,河面相对较宽、水流略缓,可以依季节、地形、水文等情况借助木船横渡,沿岸也有不少渡口。两岸军民往来主要依靠一种特别的翘首木船,本来应该有很多渡船,但大都被国民党守军收缴到北岸,烧毁或者装上石头沉入水中。5月24日夜,红军在安顺场外缴获的那艘木船,是当地的彝务总指挥部营长赖执中私藏用来逃命的。当天下午,他到对岸与守军营长韩槐阶谈妥防守事宜,带着船夫驾船回安顺场,令船夫在河边待命,以备不时之需。没想到,红军行动隐秘而迅速,船夫来不及把船划到中流,渡船就被红军收缴。
船渡是唯一的方式,渡船又是唯一的,抢渡不能有一点闪失。本来司令员刘伯承的命令是“找到船只马上组织抢渡”,担任突击并抢渡任务的红一营营长孙继先不敢贸然组织抢渡,迅速作了报告。刘伯承、聂荣臻决定,由连夜抢渡改为天亮后强渡。
三、地形劣势:孤舟逆流仰攻
安顺场对面的桃子湾渡口,易守难攻。安顺场位于平缓河滩,对岸是约70度的陡峭山体。渡口对岸百余米高度有多个机枪射击点,可封锁河面和射击渡口。往下300米有一河湾,叫桃子湾。该处河岸为30度左右的阶梯状斜坡,斜坡上有一座碉堡。碉堡里的火力会有效封锁桃子湾外的滩涂及河面。因松林河自安顺场汇入大渡河,汇合后的水流直接冲向安顺场对岸岩体,所以水流在对岸最为湍急,不易靠岸。
在这样的环境中强渡,必须仰攻数倍于己的敌人,难度极大,完全可以用生死之战、九死一生来形容。关系到的,不仅是突击队员和船工的生死,更是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前途和命运。成败的关键就在于选择最有利的登陆点,运用不利地形的有利因素。
5月25日清晨的强渡,预定方案是在桃子湾上游100米的尖石包登陆,凭借陡坡危崖形成的敌人射击盲区,攀到高处灭掉机枪射击点,再平攻或俯攻下游桃子湾碉堡,从而控制渡口。这就要求渡船有较好的灵活性,不能满载。按理说,对岸有一个营的兵力,居高临下,首船过去的战士越多越好。但基于前述原因,刘伯承听取了船工刘学仲等人的意见,首船只坐了8名船工和17名突击队员,共计25人,约为该船满载量的一半。尽管这样,渡船还是没能在尖石包靠岸,而是重重地撞向岩石,随后被水流冲到桃子湾,四个船工跳下船拼命推,才慢慢靠了岸。
幸好,靠岸之前,神炮手赵章成的2发炮弹炸毁了敌人的碉堡。靠岸之后,又一发炮弹击中了滩涂上的敌群。17勇士趁势而上,一阵冲锋,赶跑了守军,控制了渡口。
四、舆论劣势:历史阴云笼罩
中央红军突破大渡河,主要有两大不利舆论因素。
一是关于太平军兵败大渡河。1863年,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经过万里征战,渡过金沙江,占领紫打地(安顺场的旧称),因连续降雨,河水陡涨,组织20余次抢渡均遭失败,陷入清军重重包围,最终投降清营,致全军覆灭。来到大渡河畔的中央红军和太平军,在时间、路线、兵力和敌我态势等方面有着诸多相似之处,红军会不会步太平军后尘?国民党借此大造舆论。蒋介石电勉大渡河南北各军:“大渡河是太平天国石达开大军覆灭之地,今共军入此汉彝杂处,一线中通,江河阻隔,地形险峻,给养困难的绝地,必步石军覆辙,希各军师长鼓励所部建立‘殊勋’”。这样的宣传和动员,在国民党军内部极大地鼓舞了士气。红军内部也有不少声音议论石达开。
二是关于民族敌对情绪。以质彝制度为代表的不平等政策,造成了凉山地区彝族群众敌视汉族,尤其是汉族军队。国民党当局借此进行挑拨宣传,称红军杀人抢劫、争夺地盘。红军北进,像当年太平天国军队一样受到百般阻挠,先头部队要么被冷枪击中,要么被抢劫。
对此,红军有针对性地采取了有效措施。
关于石达开的前车之鉴,引导红军指战员转压力为动力。据毛泽东的警卫员吴吉清回忆,在到达安顺场之前,他(毛泽东)就指出石达开缺乏足够的谋略,并说“他们(国民党军)幻想把红军也消灭在安顺场,你们说,我们能走石达开的老路吗?”“敌人的好梦是做不成的。石达开没有走通的路,我们一定能走通。我们共产党人是顶天立地的英雄,大渡河算不得什么困难”。5月24日晚,刘伯承和聂荣臻在红一营检查渡河准备工作时,聂荣臻便跟孙继先讲了蒋介石妄想红军变成第二个石达开的图谋。刘伯承对孙继先说:“我们会不会变成石达开,就看你们的了。”孙继先掷地有声:“管他十达开、九达开,我们一定能过河。”
关于民族敌视情绪,以铁的纪律保持对彝族群众的尊重。红军一进入彝区,朱德总司令就发布了布告,要求红军官兵不得与彝族群众发生冲突。红军战士积极宣传党的政治主张,严格遵守纪律,坚决做到打不还手、骂不还口,对少数民族同胞表现出了极大的尊重。先遣队司令员与彝族头人小叶丹彝海结盟,帮助建立“中国彝民沽基支队”,在擦罗将从国民党缴获的部分军粮分给彝汉群众,更是传为佳话。广大彝族群众逐渐正确认识了党和红军,有的报名参军,有的为红军带路,有的帮助红军开船,新民海尔洼集市主动开市迎红军,帮助红军迅速通过了彝区,为红军成功强渡大渡河作出了极大贡献。
强渡大渡河,是以寡敌众的攻坚战。红军在“天时、地利、人和”方面均不占优,唯一的优势在于,红军有坚定的信仰、坚强的领导、科学的指挥、严明的纪律和坚实的群众基础。正是凭借这一优势,红军扭转四大劣势,取得了强渡大渡河的胜利。表现出来的信仰坚定、团结协作、激流勇进、不怕牺牲、关爱群众等优秀品质,是对伟大长征精神的生动诠释,是为我们“壮骨”“补钙”的精神营养,是我们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需要不断挖掘和滋养身心的精神富矿。
(作者单位:石棉县委党校)
来源:四川党校报